———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，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，按铃起动，扬长而去；
———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，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；
———你不知道邮政编码，因而没有写，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；
———马路上有人吵架，大家伫足观望，抱着无穷的兴趣，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；
———红灯抢行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，彼此挤得动弹不得；
———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，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；
———开会时因某人未到，大家等上十几分钟。
……
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，已经司空见惯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，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。
中国为什么穷？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。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学者和一切怀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耋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，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。可是，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？有人说，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（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，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）；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，它是直接的生产力，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；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，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。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，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，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。
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，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，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，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；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，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，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，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，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，才能改正。上面的一些例子，正是属于这一类。
在美国，而且不仅美国，在一切富国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：
———公共汽车司机（司机往往兼任售票，所以没有售票员）会等待跑来的乘客，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。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，避免了浪费；另一方面，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。
———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，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。
———万一你不知道编码，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，决不会退回给你。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，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。
———我在国外生活多年，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，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，因为人人讲礼貌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。你踩了别人一脚，当然会说一声“对不起”；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听到一声“对不起”，怎能吵起架来？再说，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，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，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，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，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。
———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，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，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，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，而不是减速通过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。从感觉上看，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，实质上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。人虽然是万物之灵，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，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。
———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，但确实只是个别的，人人遵守规则，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，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。在西方，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，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。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，更不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。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，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，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，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。
———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，飞机正点起飞，火车正点发车，商品准时交货，开会准时出席。一个交换频繁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，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，它是无法运转的。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，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。
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中的一小部分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、积聚，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。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，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，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，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。这类事情的起因，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，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、司机、教师、电话接线员、政府办事员，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，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，国家就富起来了，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。
（摘自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，茅于轼著，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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